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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5 | 国企领导“自降薪水”是否该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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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国企领导降低薪酬了，而且一降就是３０％，更惹人眼球的是，这还属于“自愿降低”。相信这样的消息一出，又会唤起公众无限的心理期待。
来自电监会的消息称，五大电力集团上半年的利润同比下滑超过１００％。除华能集团表示上半年盈利外，其他四大电力集团依然亏损，受制于煤炭价格继续上涨，下半年扭亏增盈的压力还将继续加大。针对经营亏损的现状，国电集团领导带头降薪３０％。（７月２３日《京华时报》）
国企老总置企业风险于一旁，坐享高薪，岿然不动，这种严重不合理的现象，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波涛。就在前几天，中纪委推出新规，在国企老总头上悬了一把剑——再敢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就将被开除党籍。这一切，都让这起国企领导主动“自降薪酬”事件耐人寻味。
无疑，这种国企领导“自降薪酬”的行为，看起来很负责，也很讲道德。过去人们常抱怨，国企老总是捧着金饭碗，不用与企业共担风险。现在面对企业利润下滑，经营亏损的尴尬，领导终于坐不住了，选择自降薪酬，自然很有自责与担当的意味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就真的能让公众买账吗？
答案显然又是否定的。道理最简单不过——道德是靠不住的。要知道，这样的选择，只不过是因为五大电力集团“利润同比下滑超过１００％”，其中有四大电力集团上半年都处于亏损之境，才出现其中一家国企领导“自降薪酬”。更何况，这些国企老总多是享受天价高薪，面对企业利润下滑超过１００％，仅仅是降薪３０％，又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呢？再联想起国企长期坐享“政策性暴利”的现实，这样的“自降薪酬”，恐怕连说成是这些国企老总的一次良心发现，也都显得太过牵强了。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自降薪酬”，本身就已经深深打上了“自定薪酬”的烙印，仍然属于权力内部的自我分配，经不住起码的公平与正义考量。从产权的角度，谁都清楚国企的真正主人不应只是那些领导。国有的企业属性决定着广大纳税人对国企领导的薪酬才具有真正话语权。这就决定着国企老总“自定薪酬”不合乎程序正义。由此可见，国企老总的“自降薪酬”，只不过是一次自说自话，在充分的民主出现缺位背景下，这种带有强烈的偶然性、道德性、随意性的降薪行为，自然也就无法承载起应有的公平与正义。
我们之所以要对这样的“自降薪酬”行为保持足够的理性与清醒，还在于这种行为很容易产生某种麻痹与推托的效应。试想，如果这种“自降薪酬”行为的道德性被不断夸大，掩蔽其缺乏程序正义的本质，那么，就很容易使人轻忽了国企老总薪酬定价机制本身的不合理性，同时，还会使得国企老总在面对企业风险时，仅仅凭借简单的自降薪酬就可以规避应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正视这起国企老总“自降薪酬”事件的不合理性，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制度麻痹效应，本身就是基于实现国企老总薪酬体系的公平与公正的需要。
说到底，要想国企老总的薪酬趋于公平与合理，关键还是厘清相关症结，使责任界定具有规范的制度文本。即国企领导薪酬体制必须置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使国企薪酬真正实现市场化。那样的话，国企领导才能在市场、行政与法律之间，找到明确的职责归属。为此，我们才要强调，此次在国企利润下滑企业亏损背景下产生的国企领导“自降薪酬”事件，既不是什么道德标本，也不能掩蔽国企领导定薪机制不合理的本质，而应该催发国企领导薪酬迅速走出“自说自话”的局面，来还原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终于有国企领导降低薪酬了，而且一降就是３０％，更惹人眼球的是，这还属于“自愿降低”。相信这样的消息一出，又会唤起公众无限的心理期待。
来自电监会的消息称，五大电力集团上半年的利润同比下滑超过１００％。除华能集团表示上半年盈利外，其他四大电力集团依然亏损，受制于煤炭价格继续上涨，下半年扭亏增盈的压力还将继续加大。针对经营亏损的现状，国电集团领导带头降薪３０％。（７月２３日《京华时报》）
国企老总置企业风险于一旁，坐享高薪，岿然不动，这种严重不合理的现象，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波涛。就在前几天，中纪委推出新规，在国企老总头上悬了一把剑——再敢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就将被开除党籍。这一切，都让这起国企领导主动“自降薪酬”事件耐人寻味。
无疑，这种国企领导“自降薪酬”的行为，看起来很负责，也很讲道德。过去人们常抱怨，国企老总是捧着金饭碗，不用与企业共担风险。现在面对企业利润下滑，经营亏损的尴尬，领导终于坐不住了，选择自降薪酬，自然很有自责与担当的意味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就真的能让公众买账吗？
答案显然又是否定的。道理最简单不过——道德是靠不住的。要知道，这样的选择，只不过是因为五大电力集团“利润同比下滑超过１００％”，其中有四大电力集团上半年都处于亏损之境，才出现其中一家国企领导“自降薪酬”。更何况，这些国企老总多是享受天价高薪，面对企业利润下滑超过１００％，仅仅是降薪３０％，又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呢？再联想起国企长期坐享“政策性暴利”的现实，这样的“自降薪酬”，恐怕连说成是这些国企老总的一次良心发现，也都显得太过牵强了。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自降薪酬”，本身就已经深深打上了“自定薪酬”的烙印，仍然属于权力内部的自我分配，经不住起码的公平与正义考量。从产权的角度，谁都清楚国企的真正主人不应只是那些领导。国有的企业属性决定着广大纳税人对国企领导的薪酬才具有真正话语权。这就决定着国企老总“自定薪酬”不合乎程序正义。由此可见，国企老总的“自降薪酬”，只不过是一次自说自话，在充分的民主出现缺位背景下，这种带有强烈的偶然性、道德性、随意性的降薪行为，自然也就无法承载起应有的公平与正义。
我们之所以要对这样的“自降薪酬”行为保持足够的理性与清醒，还在于这种行为很容易产生某种麻痹与推托的效应。试想，如果这种“自降薪酬”行为的道德性被不断夸大，掩蔽其缺乏程序正义的本质，那么，就很容易使人轻忽了国企老总薪酬定价机制本身的不合理性，同时，还会使得国企老总在面对企业风险时，仅仅凭借简单的自降薪酬就可以规避应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正视这起国企老总“自降薪酬”事件的不合理性，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制度麻痹效应，本身就是基于实现国企老总薪酬体系的公平与公正的需要。
说到底，要想国企老总的薪酬趋于公平与合理，关键还是厘清相关症结，使责任界定具有规范的制度文本。即国企领导薪酬体制必须置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使国企薪酬真正实现市场化。那样的话，国企领导才能在市场、行政与法律之间，找到明确的职责归属。为此，我们才要强调，此次在国企利润下滑企业亏损背景下产生的国企领导“自降薪酬”事件，既不是什么道德标本，也不能掩蔽国企领导定薪机制不合理的本质，而应该催发国企领导薪酬迅速走出“自说自话”的局面，来还原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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